徐州市

生命至上包含着五个要素：生命的神圣性、生命的符号性、生命的珍贵性、生命的必然性以及生命的脆弱性。

在方法体系之中除法律发现（法律检索）外都是对法律的重新定义。（二）提供法律思维框架 法律定义是立法者以法之名明确法律之意涵。

法律定义不是对具体生活事实的描述，而是对社会关系、生活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定义在法律科学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他强调概念思维不仅仅是盯住词……而且也涉及这些词所言及的实际对象。定义上的任意性，不能适应于法律概念，继而出现一个问题：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法律概念才会有对错之分？法律运用需要遵循逻辑思维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对如何思维的指引，也是判断对错的标准。从法学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解构是认识法律的可能路径之一，处理得当可以把被解构的、碎片化的法律重组起来。

还有很多争议比较大的概念，无法通过争论来确定语词的意义。法治实现与法律定义功能的发挥密切关联。一方面，今天我们要追求有尊严的生存与高质量的生命，但由于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对健康权的关注、健康权的保障成为一种超越传统生存权的一种新的权利形态。

无论是正义还是尊严的价值上，学术自由必须遵循其宪法界限。（二）将社会正义价值纳入宪法运行机制之中 如何在社会变革中，让宪法保持足够的包容性、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与明确性？自社会正义被纳入宪法体系以来，宪法在实践中发挥着维护正义、巩固正义、发展正义的功能，使社会正义成为21世纪宪法的基本特质，构建了一系列的社会正义制度体系。在个案中凝聚社会共识，即民众力量、学者力量、政府的关注和推动、媒体的力量，当然还有个案中当事人的推动。如何捍卫人性，如何保障每个人的体面生活？只有在正义与尊严的关系中，才能寻求尊严的确定性，并通过正义的共识，维护现代文明的价值。

在宪法观念的变化上，社会主义宪法扩大了宪法的调整范围，宪法不仅是规范公共权力的政治宪法，还具有了个人实质自由保障、市民社会构筑及社会正义实现的社会宪法属性。在个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调和上，魏玛宪法之前的宪法是自由立宪主义的宪法，宪法的目的在于控制公权力，保障个人自由。

（一）社会正义与尊严 人的尊严是古老而崭新的命题，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在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现象破坏了正义原则，需要回归正义之本源，在平等的机遇与环境中让人们分享社会正义。现代宪法充分体现了社会正义的价值，使经济文化权、福利国家和国家救助等成为普遍的宪法实践。因而，健康权必然蕴含着信息披露与分享的请求权，这是一个信息时代对权利内涵的新拓展，也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对此国际社会对正义、人权与健康权的平衡提出了新的指南与标准。

国家与国家之间除了科技的竞争之外，最本质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而制度的竞争集中表现在宪法体系与运用能力，也就是宪法能力。国民有安全感，国家就有安全感，所以国民健康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人的基本尊严。待在家里，拯救生命是全世界抗疫的共同口号与价值共识。自由在中国宪法上，既体现在争取自由的历史观、国家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体现在国家的发展目标以及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形态，如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等。

例如，基本权利之间，特别是生命权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是否存在价值位阶？基本权利之间发生冲突，如何进行价值衡量？传统的基本权利衡量基准是否合理？国家对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的保护义务的优先性如何保障？虽然不同国家的国民对于政府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措施以及生命权的感悟不同，但宗教、文化等因素能否成为不以生命权为优先保护的正当理由？在生命尊严面前，对宗教自由的限制是否具有正当性理由？这些问题的讨论既涉及法律、伦理，又涉及社会正义的评价与价值权衡。平等权的相对性允许合理差别的存在。

在防疫抗疫中，自由、正义和秩序都是宪法所追求的价值。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们应重新认识法治，应通过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作用，在国家生活中构建以预防为主的制度体系。

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传统的生存权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已经不能满足人类在信息时代应对新挑战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法治功能的时候，强调法治应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国家负有保障人权的义务，但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与健康，以公权力限制公民的一些自由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自从正义概念产生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们认为，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而宪法作为法中之法应从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和实现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并不要求绝对的平等，也不是追求一步到位的实质平等，但机会平等的维护与实质平等价值之间的逻辑链条是不可忽视的。一旦社会正义被挑战，人民会失去对正义的期待，整个社会会缺乏发展动力与凝聚力。

人的尊严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某一因素所能决定的，其中正义理念的演变以及宪法中的体现，使人的尊严获得正当性。比如，在克隆人技术问题上，国际社会不仅反对生殖性克隆，同时也反对治疗性克隆。

基于自由主义传统下形成的自由权与生命权之间出现冲突时，以哪一种权利为优先？在疫情期间，这一问题引发了不少国家学界的争论，如在德国。因此，坚守社会正义的价值并在实践中全面实现正义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要求。

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目标和个体的自由之间，积极寻求平衡的有效机制就是社会正义原则。（六）充分发挥宪法的稳预期功能 宪法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凝聚力的纽带。

长期以来，我们所理解的法治功能主要是事后的追责、事后建构一种法律功能体系，但是我们忽略了法治应该发挥的稳预期核心功能。优先保护人的健康，就要始终把人作为主体。因为在科技辉煌中，人们很容易被科技的进步所迷惑，而失去人类应坚守的隐私生活。但疫情中，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以法治名义过度限制公民权利、自由。

提出此项原则的苏加诺认为，社会正义是使印度尼西亚摆脱贫困的原则，它将解决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问题，并在社会公正原则下生活。因此，有必要从维护弱势群体的正义观，转向以尊严为核心理念的正义观，赋予国家更多的实现社会正义的义务。

基于人的尊严性，人只能作为主体而存在，这是现代社会正义必须坚守的基本价值立场。基于对社会不平等的反思，人们将追求平等的期待寄托在正义的关怀与制度上。

面对疫情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以及国际秩序的新局面。如果完全不承认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合理差别，机械地、简单地以平等理念理解和处理各种宪法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均等主义，客观上混淆自由与平等的界限，甚至会扼杀自由的价值。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在一个共治的秩序里充分保障健康权，则健康权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2018年宪法修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自由与法治、公正、平等共同构成国家价值观。2020年主题是消除不平等差距，实现社会公正。10月4日，教皇方济各在《众兄弟》（Brothers All)通谕中谈到，疫情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法治应该起到安顿灵魂与安定生活的作用，以守护社会正义的价值。为此，我们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将科技发展纳入宪法理性的轨道，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科技发展，并积极回应民众对维护人性尊严的关切。

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为宪法已经成为国家的软实力。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4月21日发布了《将人权作为2019年冠状病毒应对的关键》（Addressing Human Rights as Key to the COVLD-19 Response）的文件，该文件提出健康与人权的考量问题，强调将人权本位进路（human rights based approach）整合到病毒应对的重要考量因素，包括污名和歧视、防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检疫和限制措施以及供应和设备短缺等。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可能感受最深的法律生活就是宪法生活。